【跨年演讲】温铁军：为什么我对中国2022年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

2021年已经过去，2022年也已到来。在庆祝新年的同时，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仍然十分关心中国的宏观经济。为此，温教授为国际会议提前预录的跨年演讲，从三个方面解释他对中国明年的经济形势保持乐观的原因。

本文是温铁军教授跨年演讲的原文（详见下方视频），不代表本文作者观点。

大家好，我是温铁军。现在是我们2021~2022的跨年之际，我在中国的北京向大家问候新年好，同时也想就人们广泛关注的几个重大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首先应该说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多国际组织包括中国国内的很多学者都在预测，因为2021年是中国最近这10年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比较低的一年，或者甚至被人说成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最低的这一年，所以人们往往会认为2022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堪忧。我倒是相对来讲还比较乐观一点，这个乐观产生于客观分析，是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在2020年，我们因为遭遇到疫情的影响，同时也遭遇到全球经济增长下滑，也遭遇到上一轮贸易制裁所发生的后续影响。

实际上在多重影响之下，2020年就是上一个年度，我们曾经出现过300多万家个体经济注销，40万家股份制公司注销2500万沿海的打工者失业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在2020年发生过。在2021年应该说从就业的情况看，并没有那么明显，尽管仍然有相当一批的企业注销，但是它的严重性似乎还不及2020年。从发生问题的情况看，应该说不是突发的，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危机延续的过程。

我们接着要看这是个什么危机。我们的看法经过很多讨论，我们认为现在的危机是全球过剩，全球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是过剩的，对中国来说就是中国实际上现在深陷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必然发生的受全球过剩影响的中国过剩，因为中国体量过大，所以中国的过剩某种程度上又是全球过剩的一个部分。

我记得早在20年前，2000年，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一次做讲座。当时给我主持讲座的是著名的阿瑞基，他当时对中国的发展也是充满疑惑的，20年前我就曾经跟他讨论过，我说因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1998年就已经表现为第一轮受外部的影响外部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国内的生产过剩。

那么到2020年世界范围内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所以说如果中国携带的自己的生产过剩的问题，加入到本已过剩的全球化，你认为会是个什么趋势？是全球绿化还是全球优化更好还是更差？

我们现在20年过去，这个问题仍然客观存在，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目前所遭遇到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和全球过剩几乎同步的，中国过剩只是因为中国体量过大，所以中国的过剩以及过剩条件下出现的经济增长下滑，应该是一个客观的演化过程，大可不必太重的来看中国已经出现的这些问题在2022年的演化，这是一个客观分析。

我们接下来再看，其实大家很少注意，从2020年的中央五中全会到2021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宏观经济的分析，以及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所采用的这些政策话语，其实正在静悄悄的发生变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大家可能不太关注。就是中国明确指出了以往面对危机的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他的经验过去是有效的，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现在跨周期调节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提出了7万亿的乡村振兴的投资计划，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什么，如果大家愿意比一下的话，你们可能会知道这个美国县政府提出了一个投资来拉动基本建设的计划是1万多亿美元，1万多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正好跟中国现在提出的7万亿人民币的乡村振兴投资的计划可以大致在数额上相等。

如果我们再稍微往前比较一下，大家可能知道2008年当美国遭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的时候，美国提出的是奥巴马的所谓量化宽松，4万亿美元救市，当年美国救的就是金融资本，中国当时也提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而中国的投资从2008年当年的投资主要投向了实体经济。

所以从十几年前的情况看，和现在的情况看呢双方各自都有几乎相同规模，当然当年4万亿美元比4万亿人民币要大得多？大6~7倍，但是美国当年的投资投向了金融资本，当然还有大量的财政是投资了投到了战争，所以美国的投资投到的是方向上跟中国不同，中国是一直坚持投资实体经济。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应该说中国在十几年前大规模投资实体经济形成的不仅仅是一般建设，而是城市化的高速增长。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边，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3%左右，现在可能达到64%，实际上它吸纳了大量的投资形成的这个更多的是实体的资本，我们把它叫做physical assets，实体的资本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直接用于跨周期的经济增长的。

我们现在用于乡村振兴的投资，其实是又一轮新的跨周期的投资调节，7万亿投下去，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把以前这20年，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脱贫攻坚等等，这些国家战略已经投到农村所形成的设施性资产，进一步用乡村振兴的产业投资把它激活，就是上一轮所形成的投资的资产，是一个大规模的资产存量，可以用这一轮投资把它激活。

所以大家应该关注一下，中国在它的面对经济下滑所采取的宏观调控的政策思想上，已经有了一些和一般的。西方的分析家们所看到的情况，不同的新的动向，这恰恰是下一个年度乃至于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可能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主要政策因素。我们应该再以一个数字，大家也知道，最近这20年其实是20多年，我们从1997年遭遇到东亚金融危机以后，那次生产过剩提出的就是投资拉动，投资拉动已经是20多年了，98年开始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投资拉动的计划，无论是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还是2001年提出的东北振兴，还是2003年提出的中部崛起，还是2005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那十几年一，差不多每两三年有一个大的投资计划推出来，这些年已经形成的总的资产规模，按照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应该在1300万亿以上，这个数值应该相当于200万亿美元的设施资产，这些资产其实就是跨周期投资所形成的巨额的可开发的可激活的资产。

如果我们说中国转向生态文明，转向乡村振兴，大家也都知道乡村是承载生态文明的，生态化要依靠对乡村的投资和发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寄希望于战略转型带动跨周期调节的投资，激活原有的大规模投资形成的设施资产，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然这还包括着如何把现在中国正在热议的两山也，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它其实指的是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的这样一个过程，能有大量的这些，比如说可以用于吸碳的林木、土壤等等这些，如果有机的立体化的开展，农业生产把它变成循环经济，对中国来说调整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基础性的动力来源。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大家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下滑，但很少有人看到中国正在做的跨周期调节，某种程度上是支撑我们现在的发展战略转型的。因此中国承诺的对中国对国际社会所承诺的碳减排，包括这次在格拉斯哥跟美国签署的联合宣言，都不是空穴来风，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跟整个向生态化做战略转型的这些政策安排，以及投资的安排是直接相关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希望大家理解在战略转型时期一定是有某种代价的。就是说原有的城市化的发展方式，工业化和城市化叠加的发展方式，恐怕因向生态化向乡村发展这个战略转型而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这是正常的。

特别是当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房地产业所发生的问题，大家也都看到各种各样的爆雷在不断的出现这些问题，又像极了。美国人在2007年的房地产业出现危机而形成的所谓、次贷，因为它是一个自由资本的金融控制，所以它转向金融危机。中国现在正在让这些向次贷发展的，向次贷危机发展的这些房地产的虚拟化扩张的这些公司出现收缩，它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自主调节，主动调节，因此很有可能会形成在战略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些损失。

但这些损失和战略转型所带来的正向收益相比，应该说还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在跨年之际，希望大家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应该说也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层面，是因为经过了抗疫的考验，中国人现在应该说自信的感觉是明显增加了。

如果我们跟其他的大国来比，无论是美国还是俄国，应该说中国是在这两年的抗疫过程中，相对而言最值得去总结经验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死亡率是最低的，我们的确诊率也是最低的，人口是世界最大，但是总量就是绝对数我们是最低，如果按照人口的比重来算算，人均这几乎就在世界抗疫问题上是个奇迹，了那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感到，这是因为我们所采取的措施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其实中国人更多的增加了自信的原因，恐怕还和什么有关？

和我们有广大的乡村有关，和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它的地理资源气候条件都相对而言更复杂，我们有一半左右的人实际上还生活在农村，这些人几乎是在零成本抗疫，也就说抗疫的成本在城市，它恐怕需要有更多的靠医疗队伍，靠建立医院，靠增加医疗设施等等，这些是高成本的。

而你在农村，我们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既没有抗疫的设施，也没有抗疫的队伍，大家你如果到中国农村地区去看看，你会发现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也没有什么必须戴口罩才能怎么样。

所以如果说是真的实现了完全自主化的去面对疫情，而且是很从容的面对疫情的，应该说是在农村地区，为什么？是因为农村地区至今仍然还属于一种自然经济和自然生存，只要和大自然紧密结合，你就能够有效的防止疫情的爆发。

所以我们看其实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疫情主要爆发在城市，而又主要爆发在城市中的人口高密度地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加强乡村建设，加强乡村振兴，加强对乡村的投资等等，我们其实不仅是在做跨周期的调节，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巩固中国面对这样一个因人类的过度活动而导致的资源地理气候条件各个方面的变化乃至疫情的变化，应该说这是有跨周期作用的。

所以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如果简单说一下，中国人的自信在增加，某种程度上是在抗疫这件事情上，或者在疫情爆发的应对措施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很多内在的优势，或者有很多条件还没有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识，更为重要的大家可能也应该有所体会了，就是其实用中药来对付疫情，比用西医西药的方式更有效，这些在中国国内已经有很多报道了，我就不重复了。第三个方面在跨年之际要向大家交代的，就是很少国际社会很少有人注意的，我们已经完成了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的历史任务，这一点恐怕也很少有人认真关注。

我们想强调一下，其实脱贫攻坚这个历史任务的完成和中国做逆周期调节又有关，我们甚至可以把它说成是国家承担了重资产投资的责任和资产投下去所形成的风险，也就说，责任和风险都是由国家承担的，因为国家可以发债，所以国家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可以向后延期，那就不是要马上支付的。而随着后续的发展，比如说经济增长出现了高潮，乃至于带动一定的通货膨胀，就把前面已经投资所形成的这些债务相对而言就淡化了。

所以应该说在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和公共开支问题上，这只要是大国，只要它的财政税收体制是相对有效的，并且像中国这样财政税收跟金融体系，其实是某种程度上具有互相呼应的结构性作用的，它就能够把贫困地区贫困乡村贫困户所不可能承担的，靠重资产投资才能提升产业层次，才能获得收入增加才能。

减贫就把这个责任不是由他们这些弱势地区贫困村和贫困户承担，而是由政府来承担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功，乃至于中国在2020年到2021年完成了所以实现全面小康的世纪任务或者我们叫历史任务，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种所谓举国体制，以国家不是别的，而是国家承担了欠发达地区，贫困乡村和贫困农户自己不可能形成的资本投资能力，国家承担投资能力，同时国家承担了投资风险，因此就是贫困乡村和贫困户可以零风险的获得投资收益最大化，但它并不就并不做投资，这个投资国家会把80%的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交给贫困乡村，这样就等于是贫困乡村不投资，却获得了国家投资所形成的设施资产，这样就可以使贫困乡村叫做轻资产的形成了重资产的结构。

贫困农户则可以零资本的介入到重资产经营这样一套机制，我想也应该是我们在跨年之际，像世界上其他的各个国家，特别是有反贫困任务的国家，介绍的一个中国脱贫攻坚的经验。

好了，我的发言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再次祝各位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