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温铁军教授及其团队这几十年来专注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他“用脚做学问”的精神，即政策研究必须基于与基层民众一起工作得来的实践经验，非常值得我们钦佩。

温铁军教授的这本《八次危机》分析了新中国 1949 年成立以来到 2009 年这 60 年来经历的主要危机及其克服的办法，总结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路径，展示了中国如何成功实现软着陆，并利用危机进一步发展。

本文为读书笔记，梳理了八次危机的产生背景、表现形式、作用机理、解决方案以及历史经验，不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成本转嫁论是温铁军教授的重要理论成果，即世界存在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转嫁工业化现代化的代价的现象。

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造成的危机代价，主要是向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转嫁。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为发展陷阱。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软着陆，得益于中国因城乡差别而客观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来为弱化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向农村转嫁危机成本。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三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温铁军教授认为，客观地看，这三次危机都是直接向高度组织化的人民公社和国营、集体农场大规模转移城市过剩劳动力。

第一次危机：1958-1960 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

产生背景：1950 年新中国引进苏联外资，进而启动国内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第一次周期性危机。

直接原因：因中国坚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苏联以“五年计划”方式提供的援华投资于 1957 年突然中断。

表现形式：经由苏联专家协助制定的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胎死腹中。

作用机理：政府增发货币，大规模下放了财权、计划管理权和企业管理权，然而财政赤字显著增加，在 1960 年爆发了赤字危机。

解决方案：允许乡土中国的小农村社制的传统经济，从服务于国家产业化资本的高度集体化经济中部分地“退出”——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面统治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和允许农民在生产队（自然村）内搞“三自一包”。

历史经验：以工农大众能够接受的通俗化“阶级斗争”和工具化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意识形态和国民动员手段，发动了几乎全体官员、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参与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中来。主要用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成功地替代了长期绝对稀缺的资金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之中，再反过来形成对国有大型设备制造业的国家需求。

第二次危机：1968-1970 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产生背景：当时，一方面是中国处于外部全面封锁和周边地缘环境高度紧张的压力下；另一方面，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建设的符合苏联重工业管理模式的政府部门体制，一直就难以自觉地与主要依靠劳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方针一致起来。

直接原因：外部地缘政治和内部官僚化上层建筑都在中国接受苏联投资形成的以国家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必须作出调整的特殊阶段，其产生原因是这一复杂矛盾演化的结果。

表现形式：偿还了巨额的对外债务之后，造成城市经济第二次遭遇“赤字+失业”形态的危机。“三五”计划在不同指导思想的争论中“夭折”。

作用机理：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的决策主张，以巩固国防为目的，宁可遭受损失也得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家工业“大三线”、地方工业“小三线”的战备经济模式。

解决方案：千万知青下乡，城市危机向农村转移。

历史经验：这种“三线建设”客观上只能是国家产业资本的空间移动，并没有“纵向”地调整原来的工业结构。因此，不仅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的国家工业发展投入的成本在基础建设上是显著增加的，而且国家在工业化空间布局调整上付出的这些巨大的代价，都会造成更高的财政赤字，政府累积赤字爆发危机，其代价还是得向农村转嫁。

第三次危机：1974-1976 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产生背景：1972 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四三方案”引进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设备和资金，把过分偏于军重工业的经济结构转向偏重民生经济。

直接原因：引进西方更为昂贵的项目和服务来调整国内工业结构。

表现形式：财政赤字连续突破 100 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才 800 亿元左右，导致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再次严重不足。

作用机理：引进西方成套设备价格昂贵，引发严重的财政赤字。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成本之外，还得在上层建筑领域让官员们倍感痛心地洗心革面，以转变过去照搬苏联政府体制（乃至整个相关制度体系）的思路，否则就不可能自觉地适应显著照搬西方生产线的情况及其内生性的制度需求。

解决方案：不得不再次以晚年毛泽东的威望动员数百万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

历史经验：毛泽东时代国家利用农村土地产权残缺而得以强势介入促成的农村“集体经济”，虽然不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下的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未必能够维护农民利益，但却客观上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78-1997：改革以来三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温铁军教授认为，在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大背景下，这三次经济危机都是以国内因素为主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第四次危机：1979-1980 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产生背景：毛泽东 1976 年去世以后，当时客观上处于过渡期的政府因历史原因而不可能再直接向“三农”转嫁代价。因而，危机“硬着陆”在城市里，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以“大包干”为名、“政府退出不经济的农业”为实的农村改革。

直接原因：在 1978-1989 年投资高潮之后，政府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

表现形式：20 世纪 70 年代末形成的巨大财政赤字。

作用机理：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条件下，当时的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加大投资来强化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这两条战线的同时大手笔出击，恰恰又是互相矛盾的——一个社会在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既是高积累，又是高消费的。任何体制下依靠财政赤字透支政府信用，最终都会造成严重地入不敷出。

解决方案：“硬着陆”在城市里——全面推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实现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资源自我资本化”，通过“两个严打”稳定社会治安。

历史经验：加大投入力度，促进“三农”自主发展，是能够为中国特色的化解经济危机之路奠定必要基础的。虽然科学发展观 2003 年才提出，但是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曾经在农村发展领域有过足以支撑其理论的客观经验。

第五次危机：1988-1990 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产生背景：产业资本扩张带动投资大幅度增加，政府大规模增发货币。

直接原因：1988 年当时领导人采纳了“物价闯关”的改革建议，引发官倒公司带动的全社会大抢购。年末政府为整治高通货膨胀而开始的紧缩性调控中，随着存款、贷款利率的相继提高，国民经济出现了被称为“三角债”的严重债务链问题。

表现形式：1988 年发生了以年度 CPI 高达 18.6%（“物价改革”提出之后月度最高上涨率为 26.7%）为标志的恶心通货膨胀。接着，1989 年发生的是以企业“连锁负债”为表象的生产停滞。此二者结合，视为典型的滞涨危机。随后的 1990 年则属于典型的萧条阶段。

作用机理：其一，“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旺，进而促使货币发行量增多，势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二，这又跟当时政府所激进推行的相关改革措施使大量隐含制度成本被引爆密切相关。而其中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和 1988 年所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导致了部门与官倒公司结合产生了设租和寻租成本以及在暂时的商品短缺条件下获取投机暴利的市场化成本，进而产生了严重的三角债问题。

解决方案：经济危机与成本向“三农”转嫁。此次转嫁的对象是乡镇企业，具体则表现为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另一方面是减少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

历史经验：由于内需不足，国民经济由内需拉动增长转向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将来中国沿海要以乡镇企业主要形式，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领国际市场。

第六次危机：1993-1994 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产生背景：刚刚经历上一次经济危机，而且外部环境也很不利——彼时苏联刚刚解体，在西方封锁压力下，国际舆论盛行“中国崩溃论”。

直接原因：1992-1993 年中央政府加快货币化和放开资本市场进程，不得不同时全部承担经济过热造成的过高对外债务。

表现形式：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大规模货币增发，CPI 上涨幅度达 24.1%。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农民土地大规模被征占、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

作用机理：由于开放股票、期货和房地产这三个投机性较强的市场的投资，各种利益集团纷纷借“高度政治正确”的改革目标之名，行投资谋私、积累资本之实。于是，全国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金融领域持续混乱，金融寻租现象普遍。与此同时，由于外债激增，贸易逆差严重，当时的外汇赤字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支付体系的正常运转。

解决方案：1993 年的“铁血十六条”。1994 年的三个重大宏观措施——外汇改革（人民币贬值 57%）、信用扩张（国债和货币同步大规模增发）、分税制改革（税收中央和地方各占一半）。除此之外，还包括以卖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使数千万国企职工“买断工龄，裸体下岗”。

这场经济危机使得城市和农村共同分担危机的成本，具体而言如下：

1. 城市工人大规模下岗。“资本”理论意义上的地位在中国得以确立，资本相对于劳动取得了绝对强势的地位。
2. 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和私有化，尤其是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具有信息绝对不对称，且具有可以被个体垄断获取暴利的特征。
3. 地方基层政府将增加的治理成本转嫁农村，“财力上收，支出下移”。
4. 金融资本异化实体产业，恶化林业及环境灾难。
5. 土地资源资本化，地方政府公司化。

历史经验：这次危机是建国以来历次危机中的内发型经济危机和输入型危机的过渡期，也是分水岭——既是一个因中国产业资本逐步走向过剩而导致金融资本大规模扩张、越来越异化于产业资本的时期，也是中国开始走向外向型经济、从而受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

1997 和 2008 年中国两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和影响

温铁军教授认为，这两次经济危机与此前的六次危机不同，应该属于全球化条件下“第四次外资”带来的“输入型”危机。而且与以往内生性危机爆发之后政府都采取紧缩方针完全相反，这两次输入型危机，政府都是以大规模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拉动内需。

第七次危机：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产生背景：中共十五大刚刚确立了“资本”的地位，迎头就遭遇了东南亚金融风暴。

直接原因：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出口大幅下滑，导致了国内萧条和通货紧缩。

表现形式：1998 年出口增长率陡降到 0.5%，外需迅速收缩。

作用机理：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短缺经济逐步消逝。买方市场特点逐步显现，供给高于需求。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对外出口下滑，国内需求总量增速下降，导致通货紧缩。

解决方案：国有金融市场化改革，财政金融分家，银行商业化改制；开始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直接进入经济，通过追加国债拉动实体经济和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增长。

历史经验：“政府进入”成为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基本经验。这种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通过追加国债投资拉动实体经济和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的做法，可以被认为是政府重新“进入”。国债项目主要交由国企执行，客观上造成了“国进民退”，造成以更多投资制造更大生产过剩的“粗放增长”惯性。

第八次危机：2008 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产生背景：中国加入 WTO 以后，宏观经济空前高涨，GDP 在 2003 年到 2007 年的五年间连续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然而，这却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双重过剩”——劳动力过剩和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再加上金融资本过剩，当时的中国应该是“三大过剩”。2008 年夏季，在上年发生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加剧的形势下，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两家最大的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及一家最大的保险集团（AIG）被“临时国有化”。华尔街金融海啸造成了全球经济危机。

直接原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对中国本就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影响，一方面使长期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经济遭受重挫；另一方面，因国际资本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纷纷涌入商品期货市场而推动了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使中国产生了输入型通胀。

表现形式：出口对中国 GDP 的拉动从 2007 年的 2.6% 下降到 2008 年的 0.8%，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由 2007 年的 5.4% 上升到 2008 年 4 月时的 8.1%，而 2008 年国内 CPI 月度最高也达到 8.7%。2008 年中国 GDP 的增长率下降到 9%。

作用机理：中国承接了大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过程中的产业，三大过剩（一般产能、劳动力和金融资本）和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失衡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国内需求薄弱。国民经济运行对外依赖度过高，外需下降后，大批企业破产，打工者失业。

解决方案：积极利用财政投资带动内需增长。对民生领域和重大基础设施大幅投资，开始新农村建设，资源回流农村；在稳定汇率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

历史经验：输入型危机不可能靠中国政府的国内应对政策化解，中国需要取得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否则仅依靠国内政策代价巨大。

温铁军教授重要论断摘录

下面的内容根据本书第二部分《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的简报和会议记录选辑》整理。

•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实现了的现代化目标及其派生的现代化体制本身，具有内生性的不可自我化解的内在矛盾，只有大量向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转嫁危机代价才能维持资本主导的国家的生存。
• 过去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家阶级与劳工阶级的对立矛盾和社会冲突，随着西方产业大规模对外转移，现在已经转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矛盾。
• 处于打工者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愈益弱化，主要有两个自身的原因：一是劳工群体的整体失语，二是西方主流话语培养的知识分子不自觉地被西方意识形态所控制。
• 中产阶级要求的根本就不是过去劳动者满足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福利需要，而更多的是西方消费主义和休闲享乐。由此，西方高福利社会的发展结果，是没有经济基础支撑的整个政治体制维持成本越来越高。
• 由于国家干部和事业单位人员这两个阶层集中在没有被改革的领域，因而占有社会资源丰富，就成了中产阶级崛起造成中国社会内部阶层分化的主要特点。